据史载，它们：“巍如高山，浮动波上，锦帆首，屈服蛟螭”。到达高丽后，高丽人民“倾城耸观”，“欢呼嘉叹”。“神舟”大的达到了五千料，五六百人的运载量，中等一千料至二千料，也可以载二三百人。二、宋代的海贸政策在有了造船技术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的技术保障和路路贸易拥塞的前提下，宋朝统治者针对所面临的环境，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海上贸易发展的政策。
971年，宋朝沿用唐朝开元年间所设立的市舶司制度，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后再杭州也设此机构。广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岭南及两浙路各港对外航海贸易收税等事务。后又在明州设司、广州、杭州、明州合称“三司”。之后又在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山东胶县）设了两个市舶司。到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国版图，其他市舶机构仍存在。广州、泉州二市舶司较为稳定，成为发展航海贸易的重要机构。
宋代市舶司类似近代海关，商船除害必须先呈报市舶司领取公凭才能启行；外国商船到达港口必先报告市舶司，由其派人上船检查，征收其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进口税收，被称作“抽分”。抽取的货物解送京城上解国库叫“抽解”，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另外还规定了10种货物为禁榷物（禁止民间私自买卖的货物），即玳瑁、象牙、犀牛角、镔铁、皮（也可能包含鳄鱼皮）、珊瑚、玛瑙、乳香、紫矿、铜矿石，全部由市舶司机构收购。
其他的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分是一种实物税收，博买则是带有强制性限价收购性质的一种变相市舶税。这些货物一律送交到中央政府充实国库，对宋朝的财政经济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一度达到占宋朝一年财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为了进一步加快运洋船舶的周转率，增加海运收入，南宋朝廷于1164年制定了“饶税”政策，规定：“若在五年内回舶，与优饶抽税之；如满一年，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以上，许从本司追究。
” ——《宋史·食货志》南宋还针对市舶司的官员制定了有关的奖惩制度，能招徕外商的升官，影响海外贸易的则降职处理。一、宋代海贸航线宋代进出口海外的货物较之前代也有了极大地丰富，这无疑又为宋代的经济繁荣增添了一块重要砝码。
据史载，宋代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按性质可分为宝物、布匹、香货、皮货、杂货、药材等，单是进口香料，其名色就不下百种。进出口的还有不同的来源和市场、如南海地区主要进口香料、宝物、皮货、食品；精制的典籍主要销往高丽和日本。当时，海上贸易的主要航线有：1、广州（或泉州）至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三佛齐在宋时是东南亚海上强国，扼新加坡海峡东南处海口，成为东西方远洋航船产品集散地，也是中国与南海交往必经的停泊点。
2、广州（或泉州）至婆（婆露国）。宋代时候的婆的富饶超过了三佛齐，是胡椒的集散地。宋朝以丝绸品、茶、瓷器、铁器、农具等和婆的檀香、茴香、犀角、珍珠、水晶、胡椒等进行贸易。3、广州（或泉州）至蓝里、故临。蓝里位于苏门答腊西北端达亚齐，扼孟加拉语马六甲水道相交处，地当太平洋与印度洋要冲，东西方远洋航船必经之咽喉要地，盛产象牙、苏木等。
4、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故临至大食（阿拉伯帝国）。基本是沿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至波斯湾。阿拉伯首都巴格达是国际贸易中心，中国把丝织品，瓷器、纸张、麝香等运至阿拉伯，再运回香料、药材、犀角、珠玉等。5、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横跨印度洋至东非。宋代罗盘针运用于航海，使中国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水平都打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处于世界前列。
唐末以后，阿拉伯人东来多搭乘中国海船直航广州，安全可靠。至宋代，往来于西方航路上的几乎全是中国船，宋代开辟至阿拉伯与东非的航线标志着古代中国航海事业已达到繁荣时期。6、对日、对高丽贸易航线。北宋时，正当日本藤原氏执政全盛时期，对北宋采取闭关政策，所以只有北宋一方的对日航海贸易活动。北宋、南宋时对日航线都是从明州触发，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值嘉岛再转航至博多港。
到南宋时，日本平氏家族平清盛当政，直接控制大宰府（日本对外贸易机构），鼓励并垄断了与宋朝的海上贸易，一改北宋以来中船只独往的局面，恢复了中日海船交相往来的海上贸易盛况。宋代对高丽主要有两条航线，北线：从山东莱州触发，横渡黄海，到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瓮津，南线：从明州触发至朝鲜西岸礼成江碧澜亭。宋代高丽遣宋使有57次之多，宋使往高丽达30次。
两国间贸易起初时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的方式进行，后来才逐渐发展为民间贸易。总结正是这样兴盛的海上贸易，才使得两宋、尤其是南宋能够在外敌袭扰不断、疆土步步南缩、货币连年上供的外部环境下，依然保持着兴旺与繁荣。据《宋史·食货志》记载，1049年，“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其中30%来自农业税收，另外70%来自商业税，而在这70%之中，海上贸易的税收又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比重，这表明海上贸易其实就是宋朝经济没有崩溃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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