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个人铁定是要被杀了。他们真正的罪因当然不是谋反,而是发动了维新变法,但是维新变法一事,还真就不能全把“功劳”算在这六位先生的头上,要说鼓吹变法呼声最高、动作最大的,还要南海先生康有为。但是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之时,康有为这个“领导者”又在哪里呢?原来他早就听闻风声,准备逃到日本去了,但是在他看来,这并不算是“逃”,因为他声称自己带着皇帝的“衣带诏”,自己只不过是奉行皇帝命令,到日本继续搞革新运动去了。

但是这个说法非常牵强,也难以考证,所以,康有为在历史舞台上的一次大型表演,就这样以一种略带讽刺意味的结局而告终,至于其行为到底如何评价,我想公道自在人心。但是,康有为在我们印象中,尤其是在其他领域,却有着另外一种形象,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曾评价:“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

”在陈玉龙教授看来,康有为已经达到了和我们近现代熟知的书法大家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同样的地位和成就了,可见其艺术造诣的不浅薄。那么到底康有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的为人思想又和他的书法理论主张有何联系?康有为并不是出生在一个普通之家,而是一个传统氛围浓厚的大家庭,他在早年间接触西方思想,于1888年借赶考之际,向皇帝提出申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也是康有为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露面。

纵观康有为一生,有三件大事是可以总括他青年、中年、老年的。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组织公车上书;中年鼓吹维新变法;晚年与张勋一起鼓吹复辟。康有为一生的仕途演变轨迹就这样完整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你会很惊奇的发现,处在历史中的人总会显得那样矛盾,一方面康有为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的洗礼,并且主张维新变法,按理说这是进步的表现,为什么到了后来,当世界上大部分君主制都已经废除殆尽之际,他们又开始鼓吹君主复辟了呢?同样的矛盾,也可以在他的书法中得到印证。

他书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就是那本著名的《广艺舟双楫》。《艺舟双楫》这本书是清代包世臣所写的,但显然,康有为并不满意包世臣的做法,而是觉得包世臣涉猎太少,所以他又重新写了一本书,虽然也叫《艺舟双楫》,但明显比包世臣要“广”很多。《广艺舟双楫》虽然看起来很“广”,但是他的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卑唐”,即贬低唐朝书法、贬低帖学书法,鼓吹碑学书法。

在这本书中,你仍然可以看到一个旧式知识分子的矛盾和复杂。在涉及到魏晋时期的书法家时,康有为处理的非常巧妙,他不言“钟张羲献”在帖学方面的开拓意义,也并没有一开始就把他们纳入帖学书法的范畴,而是对他们采取肯定的态度。但是这种“肯定”,康有为侧重的点并不是对于他们“帖学”因素的肯定,而是对于其“碑学”方面的肯定,尤其是他们通过“学碑”之后书法的发展变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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